刘元春:GDP增速18.3%背后,中国经济增长力度没有真正达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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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联席理事长,本文转自4月28日“网易研究局”公众号。
中国经济的增长力度没有真正达到常态
第二,中国在前几个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从疫情期间的状况来看,说明目前也还是处在正常复苏的状态,没有回归常态。所以我们倒不必过度单方面地解读这些数据,因为毕竟由于疫情的冲击,导致经济波动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传统的一些季调方案可能会失真。所以目前公布的这个0.6%也不一定就能够真正准确地反映一季度的增长状况。原因是疫情冲击下,一些季调模型参数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异。
要判断目前的经济恢复状况,第一要从微观主体的感受,也就是企业利润率的增长状况、居民收入状况与政府收入状况,特别是从这几大主体的资产负债改善的情况来看;第二要从市场上最活跃的因素来看,从小微企业的景气状态来看。当然还可以根据一些高频数据的恢复状况来具体反映。因此目前来讲,对经济恢复阶段和状况的判断,一定是多维度、多角度、多变量的。
从2月份开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PMI指数已经从50的枯荣线转到50以上了。这是一个良好的标志性的新阶段,表明复苏开始向微观主体进行全面传递,市场型的复苏、内生型的复苏开始启动。在这个状态里,景气指数的转变不等于稳定地进入到复苏阶段,所以这时候要进一步夯实中小企业复苏的基础,对于降税降费、普惠金融,可能在供应链方面要对这些中小企业进一步关注、进一步倾斜,这肯定是最基本的。
不能过度使用短期政策来刺激消费
但是消费还没有常态化,消费的提振也不是简单地依靠目前一些短期政策就能解决的,还需要在“十四五”期间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战略任务、战略举措,从机制体制、相关制度、中期政策安排,再到短期刺激消费的政策多管齐下,可能会有较好的改变。
有观点认为,为了提振消费,当前有必要调低存贷款利息率。我认为目前来讲还没有必要,因为利率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储蓄率的影响不是太大,是短期的。居民的储蓄在这种大危机、大疫情冲击之下出现反弹是正常的现象,也是社会应急的一种反应。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我们按照消费复苏的一些进程来进行,不能过度使用短期政策来刺激消费。因为过度的刺激反而会导致消费的扭曲,比如大规模发消费券,虽然大家为了要花掉消费券必须把明天、后天需要的大米、卫生纸都买了,但是可能会导致下一步的消费不畅,同时还会带来很多浪费,反而引起消费节奏的一些变化。
必须通过稳定的复苏来保证就业
由于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未来可能压力会很大,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结构性的政策来进行对冲,而不是简单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节奏上进行大幅度变化。对大学生进行培训,为大学生创造一些相应的公共就业职位,进一步延长他们学习的时长,延缓就业的压力,同时再出台一些就业补贴政策、就业救助政策,使相应的需要新增劳动力,或者是招工难的部门能够成功获得大学生。
因为现在是结构性的问题,不是说大学生绝对过剩,而是大学生在很多行业里不够,供需方信息不畅的问题依然制约着我们,还有就是大学生本身就业能力需要有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要在这些方面做工作。大学生本身的专业要有社会需求,在专业的设置上要有需求导向、市场导向,这是中期问题。短期问题就是要积极主动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展开相应培训,比如鼓励大学生多拿一些职业证书、鼓励大学生和研究生要从职业的角度重塑自己的能力,同时拿出一些大学生就业基金专门举办相应的培训。另外要使一些招工难、用工难的部门面向大学生,使大学生们能够很好地适应这样的就业和劳动技能。
保证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是整个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现在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些岗位可能被机器取代了,机器取代的主要是一些低技能劳动者的岗位。保证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是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力替代,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结构性转移,对低技能的劳动者要进行技术提升和技术转型,而不是把他们扔到社会上不管。因为低技能、低端的一些劳动者自我再培训的能力可能是比较弱的,因此这几年国家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第二就是对一些传统的行业也不要简单地进行“一刀切”,要让传统行业也有一定存在的方式;第三要在服务公共领域创造一些救济性的工作岗位,目前比如西方提出的“全民工作计划”,我们国家也可以提出这种“全民工作计划”,用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岗位、一些农村和城市的公共服务的岗位,帮助这些失业人员、替代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这比简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救助更好,对社会的稳定,经济循环的畅通会打下很好的基础。
中国今年的出口形势依然会很好
此外,即使疫情之后,一些国家的供应链也很难进行构建,即使这些供应链恢复,与中国的竞争力相比也相差很远。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都需要相对长的时间,特别是它不符合效率规则,很多政府要想通过政府力量全方位地干涉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能力是有限的,这个过程还会比较长。虽然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会变短、变宽,使逆全球化的现象有所抬头,但是我认为今年应该不会对中国出口带来实际性的冲击。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难以持续
一些高耗能的产业复苏比较快,导致它们的价格上扬很快,这也是阶段性的。实际上对我们下一步影响比较大的是碳达峰,碳达峰导致的一些成本问题,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因此目前很多产业一方面面临着供给端的成本冲击,另一方面需求端又面临着需求不足,这样的状况里政策就更需要精准细致,而不是简单的因为PPI的上涨,就要调整利率水平、要防通胀,这是不对的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肯定会有明显回落的趋势
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认为投资会有一个恢复的过程,虽然这里面结构变化挺大,消费也有一个持续改善的过程,进出口保持相对强劲的状态,这样导致环比增长速度会有一个抬头,同比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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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201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的“亚洲大国智库9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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